研究生培养10年嬗变：创新知易行难

如何破解“钱学森之问”，培养创新型人才？毫无疑问，这是当今高等教育最急迫的问题。作为创新的主体之一，研究生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既代表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也是创新中最强劲的一支生力军。重视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也就意味着为未来的“大师”播下种子。

2005年1月，教育部发文，就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加强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进一步提高培养质量提出了若干意见，以期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研究生培养新模式。该文件在我国的高等教育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十年之际，当我们回溯我国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变化时，又将看到怎样一幅景象呢？我们将以上下篇的形式，从“教”与“学”两个角度对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主要脉络加以梳理，审视十年来的变与不变。

交叉学科

学科设置自主权应更灵活

2015年元旦刚过，海军某驱逐舰支队一艘战舰在进港停泊时，绞缆绳的传动齿轮锯齿突然断裂，无法快速抛锚。机电部门维修人员迅速对齿轮展开抢修。他们运用原理与3D打印相近的技术，在船上就快速实现了部件修复。当3D打印等名词大量进入人们视野时，也意味着更多的交叉学科来到了人们身边。

2009年，教育部批准学位授予单位硕士、博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二级学科自主设置，同时规定，交叉学科挂靠在所交叉的学科中基础理论相近的一级学科下进行教育统计。两年后，教育部印发《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允许学位授予单位自主设置与调整目录外二级学科或交叉学科，业内人士将之称为“交叉学科第一次‘亮明旗号’”。

事实上，早在政策出台前，交叉学科的探索在国内高校就已露出端倪。就在“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的前一年（2004年），北大、清华、中国人民大学在研究生招生中，已推出了多个交叉学科，并对招生数量有所倾斜。

但是，仅仅只有高水平大学带头、部分大学跟进，对于最容易诞生创新人才的交叉学科领域而言还远远不够。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卢晓东指出，研究生教育下放的专业设置自主权比本科更早，但并没有被很好地运用。“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研究生教育的交叉学科并没有很好地凸显出来，特别是与产业结合的交叉学科。”以玻璃专业为例，我国的液晶面板2012年进口503亿美元，成为仅次于集成电路、石油、铁矿石的第四大进口产业，而玻璃专业需要综合材料科学、无机化学、机械、光电等学科知识，然而目前国内并没有开设玻璃科学相关专业。

究其原因，“固有的学科壁垒成为制约交叉学科的最大障碍”。卢晓东说，比如搞区域研究的人要整合历史、国际政治、语言这三方面的知识，但目前的学科设置仍然不太有利于三个领域的人才合作。虽然高校出现了科技研究所、科技研究中心等机构，但它仍然无法跨越学科的障碍。

第二重限制则来自教师的自我学习和持续研究。在北大，固然有横贯数学、经济、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的教授，但并非可以轻易企及。“因为按照传统学科的划分，教师们也许能干得很好，这会使得他们缺乏跨学科中持续学习的动力和开拓的眼光。”卢晓东说。

在他看来，第三重阻碍是，交叉学科仍然呈现出同一高校互聘难的问题。庄小威是哈佛化学、物理双科正教授，正因为跨学科的经历，使得她在探明生物体系中单个分子或单个粒子的运动中有不俗的表现。“如果很多教师对一个主题有着共同兴趣，更科学的做法是允许他们在多个系共同兼任教职，给他们的学科发展与讨论建立一个综合平台。缺少交叉互聘机制成为限制跨学科教育、交叉学科研究的一大缺陷。”

问题所在，也是将来改革的空间所在。

在交叉学科人才培养中，卢晓东认为，本科生、研究生交叉学科教育可以一脉相承。本科阶段接受交叉学科教育，研究生阶段会呈现出更强的跨学科能力，“这种跨学科能力要与导师的科研发展紧密结合”。本科力促的辅修、双学位，在研究生阶段也意味着两件事——双硕士、双博士的建立。目前我国尚没有建立相应的学位制度，但一些海归的双硕士、双博士在学术工作和实际业务中，已呈现出他们跨学科认知事物的优势。

如今，3D打印这样的交叉科学正在动摇着整个制造业，而我国高校在交叉学科的机理和实践上的探索才刚刚起步，急迫性使得交叉学科发展的压力更大，研究生教育者肩负的使命也更加重大。

激励机制

研究生科研贡献认定规则不明

北大研究生杨恒明曾以一封“退学声明”来抵制高校里的“苦力科研”。北大毕业生单月英的硕士毕业论文，部分内容被中国人民大学马姓副教授“搬”入专著……很多有抱负的研究生都有追逐创新的梦想，只是有些人的梦想止步于对简单重复的不屑，有些人的梦想被学术抄袭所玷污，还有些人的梦想因缺乏持续的动力而搁浅。

创新型人才的挖掘与培养，不是简单地依靠口号、惩罚措施就可以加以驱动，而是需要一个公平、科学、健全的激励机制。

2012年9月，我国首次设立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每年奖励4.5万名在读研究生，其中博士研究生1万名，硕士研究生3.5万名。申请人必须是学习成绩优异、科研能力显著、发展潜力突出的在校研究生。这是10年来，国家在保障研究生能够专心学业，从事创新性工作上最重大的突破。

与此同时，强化研究生培养的过程管理，大幅提升研究生奖学金，也成为众多高校新一轮教改的重点，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生创新的激励机制就此圆满。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别敦荣指出，怎样让这些奖学金真正发挥激励创新的作用，主管部门、高校还欠缺思考。

“从奖励的角度来说，很多理工科学生发表的论文是和导师团队一起署名的，怎样鉴定学生的原创性贡献就成为了一大难题。”别敦荣说，时常存在这样一种情况：需要计算科研工作量、申报科研奖励之时，这篇论文就变成了导师的成果；等到了研究生评奖之时，又把它归于学生的成果。

这一看似灵活的认定方式，实际上也有一定的问题存在——研究生是否在导师论文中只是一个挂名的角色，并无实质性的贡献？论文主要由学生撰写，但导师总是以第一作者出现，一旦涉及学术抄袭，责任应该由谁承担？

有关学生与教师在学术上的“股份”之争，南京林业大学教授林中祥曾在博客中给出对策：“如果导师给出研究方向，提出研究要求，提供研究条件，通过自己的有效指导及实验室师兄、师姐们的互相帮助，让研究生从不会做科研到学会做科研，使其完成课题任务，甚至有许多想法是研究生自己的，发表论文署名的标准是：学生第一作者，导师通讯作者。”

只是这样的约定，至多还只是师生双方的默契，一旦发生贡献之争，是否有“防小人不防君子”的规定、是否有第三方的及时介入，还需要高校假以时日完善，以此为创新者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环境。

选拔机制

以专业精神实现个性化发展

有关研究生选拔机制，最有名的事件莫过于陈丹青连续4年招不到一名硕士生，愤而请辞清华教职一事。由于考研英语分不过线，报考其门下的博士、硕士考生多次“全军覆没”，这也使得他成为国内炮轰研究生英语考试的“第一人”。

怎样的选拔机制更为合理？这是多年来研究生改革中不断求索的问题。2006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复试成绩要占总成绩的30%至50%，这意味着初试成绩在总成绩中的比重缩小了。

然而，要把这项改革归为“进步”，不如将它解释为“修正”。倘若把时间轴向前推35年，人们也许会看到这样的场景——1985年，国家开始试行研究生推荐制度，师生围绕着专业课问题、学生的个人志向畅所欲言，面试在研究生录取中起着更大的作用。

因人情、关系而产生的研究生招考黑幕，使得标准化考试将这种面对面交流的改革尝试，被挤向了角落……直到有一天，人们发现“花50%的时间在政治，30%在英语，专业课只需20%。”——这样的“专家推荐”考研复习时间见于报端。

一项调查显示，57.0%的受访者直言我国硕士研究生学历含金量下降。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研究生的专业产出整体下降。冲着理想就业而来的考生，越来越将读研、读博作为一个功利化的选择。

“与高考思路雷同的全国统考，不太可能把有学术素养、有天赋的学生选出来。实际上，天赋是个性化的素养，很难用某个标准去衡量。真正有才能的人也是个性化的，不可能面面俱到或符合某个标准。倘若人人都符合某个标准，就违背了人在某一方面的成长规律，到头来都将归于平庸。”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员储朝晖说。

研究生录取的标准越来越统一，没有考虑到研究生的个性化，是储朝晖眼中影响研究生创新能力的一大问题。尽管一些高校在博士招生环节上有了大胆的尝试，允许学生不用参加考试，而是通过内部的遴选过程进行录取；尽管教育部下达文件规定，推免生不再设置留校限额、不再区分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进一步兼顾公平与效率，但是参加全国统考选拔出来的研究生仍然占据了主体。

在储朝晖看来，规范公平的方式是让程序本身公开透明，而不是将这一程序删除，并以一场标准化考试来替代。“让这个过程是被监督的，而不是一个私下的行为，是实现研究生科学选拔的原则之一。”

而根据专业的规则培养学生，则是提高研究生质量，进而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更重要的一个原则。

储朝晖表示，招生的环节首先要足够专业，其次是公开透明。专业化的选择是师生之间的选择。双向选择对导师有所要求，录取学生要有确实的依据，选择一人不选择另一人要有明确的说法；学生有相应的知情权，导师为什么选择他人，他人强在何处，导师均要告之。

同时，允许考生提出争议，受理争议的是专业的第三方，如学术委员会可以受理学生投诉的某个招生不公现象，学生拿出事实依据，学术委员会将招生当事人的陈述跟学生提交的材料进行对比，进而得出结论。“相对来说，高校的工作量会增大，但从整体上更适合研究生人才的选拔。”

那么究竟是否需要一个标准化的基础？在储朝晖看来，入门的标准应该由学校自己划定，而不是采用全国统考的标准化考试。“至多设置一个门槛不高的入围条件，进入复试保证在2：1、3：1的比例上筛选。高水平大学有许多学生来竞争，自然不存在这一问题；普通院校至少保证入围者不是只会考试，而是在专业领域内有所建树。”

国际化

师资队伍国际化程度严重不足

言及近10年来创新型人才培养最显著的变化，国际化应是最不可忽略的变化之一。

国际化是自中国高等教育开办以来绵延至今的话题。上世纪80年代，高校就开始选派教师到发达国家做访问学者，重视聘请国外专家来校作学术报告，鼓励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派遣学生出国攻读学位等等。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国际化在研究生教育的进程中也有了各种突破。其中，2008年，国家出台高水平大学公派留学生项目，将国际化的浪潮推向顶峰。国家层面首次派出大量研究生出国攻读学位，并以公派博士生居多；大学层面则在原先的学术报告、学术会议基础上，陆续开设全英文课程、使用全英文教材授课，通过与国外高校签订联合培养协议、建立高校联盟等形式，深入国际化进程。

此后，开展跨国、跨文化项目，与国外高校实现教育资源共享…… 研究生国际化之迅速，让人们看到了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光芒。

“前些年更多是单纯地‘送出去’学习，如今不光是‘送出去’，还有‘引进来’。”西南交通大学高教研究所所长闫月勤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招收国外研究生来华培养也成为近年来一大趋势，特别是铁路、石油、矿业等高水平特色型高校更能吸引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生来华学习。与此同时，另一种联合培养的研究生模式已经出现，即根据企业的人才需求，校企双方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选择一所适合高端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境外高校，三方共同联合培养。

越来越实质性的国际化培养方式已呈现在研究生教育中，那么，要将国际化推向下一个高峰，又有哪些制约因素呢？

去年，西南交大发布了国内首个教育部直属高校国际化水平排行榜，该项目由闫月勤牵头。在研究中，他们发现，制约高校国际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高校缺乏一支国际化的教师队伍，也即是说教师队伍的国际化水平较低制约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师资队伍的国际化程度严重不足表现在教师队伍中获得海外著名大学学位的较少，海外经历缺失或过于短暂，国外知名学者在中国高校任教者少之又少。“国际化程度高的师资团队更能把握学科发展的最前沿成果、最先进的研究方法、实验方法或最先进的教育理念，这部分师资的缺乏对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将起到相当程度的制约性影响。”

2013年，北京大学有80名外籍教师，占教师队伍的3.1%（《北京大学2013年人力资源年度报告》）。这个数字迅速湮没在数以千计的师资队伍中。记者了解到，部分行业高水平大学，一所学校内仅有不超过10位国外引进的教授，他们多集中在该校的优势学科中，而且他们的国际化身份也要“打折扣”。

“他们大多并不是真正的外国人，仅仅是外籍人士，大部分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中国出生、中国接受的高等教育、国外留学，再通过国家引进人才的政策回到中国、回到母校。换句话说，他们是否都在国际上顶尖并不好说。”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学者这样告诉记者。

全球范围内招聘教授的欧美体制，在中国无法开展的一大原因是科技、经济发展水平还不足以吸引顶尖人才的加入。此外，国内的科研管理体制无法适应国际化需求，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际化进程。

闫月勤表示，现在高校的科研管理体制对人力资源的认可度太低，有时甚至没有，例如，高校教师哪怕拿着千万元的课题，也无法给国际学生缴学费、发工资。他认为，从长远来看，导师应当自主支配项目经费，科研经费中有相当的比例可以作为人员经费，能够使用科研经费资助学生完成学业、保障其生活也是吸引国际学生、扩大来华留学生的重要手段。

显而易见的是，上述问题不仅是研究生培养国际化进程中的问题，也是科技管理中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