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教育：限制孩子接受义务教育违宪

昨天，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葛剑雄在两会驻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不赞成“高校是腐败重灾区”的说法，认为高校相对是清廉的，但也不是“世外桃源”。同时，葛剑雄认为，宪法应该恢复公民“自由迁徙”的权利，并认为部分大城市为了控制人口而限制孩子接受义务教育的做法是违背宪法的。

关键词：高考改革

不合理分流落榜生，高考改革就不算成功

记者：高考改革新一轮试点已经启动，您如何评价这次改革方案?

葛剑雄：对这个高考改革方案我并不赞成。它没有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

现在国内大学毛录取率只有40%，但全社会都在鼓励大家往高考这一条路上走，而没有对剩余60%的人进行合理的分流。我们对这部分人应该加强职业教育引导，否则高考怎么改都改不好。

记者：但是，在改革中突出了学生自主学习和选择权利，弱化了文理分科。

葛剑雄：在高考仍是指挥棒的情况下，不分科必定会导致某些学科衰落，比如生物、地理这些科目，学生都不选了以后就没法开课了。那些以后本可以报考地理系的学生，现在如果不学地理，将来怎么往这个方向发展?在没有高考压力的情况下，高中生自主学习可以全面发展。但是现在高考压力这么大，不分科就会影响学生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大学教育

学术自由和教学课堂纪律是两回事

记者：今年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提出要严抓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这种说法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您赞同吗?

葛剑雄：这其实是在贯彻中央精神，你可以反对袁部长，但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错。抓思想政治教育这些都是在课堂上，并不是说在学术上就不能研究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宗教制度了。高校里面学术有自由，但课堂也要有纪律，在国外也是如此。有人认为袁部长表述方法有瑕疵可以商量，但不能有违背宪法的言论和行为。

记者：这是否会导致包含西方思想的教材需要审查才能使用?

葛剑雄：我认为不会，教材和传播、研究和传播是两回事，我如果是研究西方哲学的，就得研究西方价值观。学术的自由和教学课堂纪律是两回事，至少在复旦大学，我没有感到任何对我学术研究的限制。

关键词：高校腐败

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没有腐败

记者：最近高校反腐是社会关注的热点，有人甚至提出“高校是腐败的重灾区”。

葛剑雄：我绝对不赞成这种观点，全国2000多所高校，有几个校长、书记腐败?和地方领导的腐败比例相比谁高?这个比例有没有超过社会腐败的平均数?比较起来，高校还是比较清廉的，不能因为一个院士腐败就否定全部的知识分子。

记者：这些年高校出现的一些腐败问题根源在哪儿?

葛剑雄：不受监督的权力和金钱才会导致腐败，在高校里面，腐败的都是在基建、采购等方面有权的人。事实上，我们不能肆意抹黑高校。当然也不能要求高校变成“世外桃源”。

记者：那您认为腐败的根源在哪里呢?

葛剑雄：腐败的根源，无论是村官还是大老虎，从个人来讲是私心膨胀，从制度上讲是不受监督的权利和金钱。小官巨贪的说法也是错的，不是所有的小官都能巨贪，只是他掌握的钱超过了自己应该管理的范围，所以才出现这种情况。

记者：目前高校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葛剑雄：现在，高校的制度相对不完善，比如很多老师两耳不闻窗外事，对制度和社会上的事不了解。主要问题还是缺乏必要的监督，地方政府不监督，高校内部又缺乏监督机制，才导致腐败出现，最主要还是要加强制度建设，对经济权利加以监督。中国的高校是象牙塔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关键词：户籍改革

大城市“门槛”应是综合的

记者：您曾提出户籍改革应该恢复公民“迁徙自由”的权利。

葛剑雄：以前我们的宪法曾提出过公民“迁徙自由”的权利，后来这个说法没有了。改革开放后，我们的公民实际上已经拥有了“迁徙自由”的权利，为什么不能在宪法上恢复这一提法加以保障呢?所谓迁徙自由，是指公民有权利迁徙，但不是想迁到哪里就迁到哪里，各方面条件是有限制的，对此我们也要有正确理解。

记者：完全自由迁徙，是否会导致某些大城市涌入大量人群、不堪重负?

葛剑雄：户籍改革不是减掉管理的部分。应该去掉户籍制度所附带的福利和社会保障，这些不应与户籍挂钩，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不管到哪里都应该得到保障，比如养老、教育等。

但是，对部分地方所附加的福利要有合理的管理，比如北京或上海等城市的居民有自己高于别人的福利，外来人口要享有这些福利，可以设置适当的门槛，比如居住年限、对社会的贡献等都是正常的，但是要和户籍制度脱钩。公民可以选择到任何地方暂住，但是不是能住得下去是他自己的事。

记者：目前，居民虽然可以自由迁徙，但随迁子女的教育还是一个大问题。

葛剑雄：随迁子女的教育权利是一种普遍权利，受到宪法保护。不管哪个城市，可以赶走孩子的父母，但是随迁子女的教育权利不能剥夺，只要父母在这个城市一天， 随迁子女的教育权利就应该得到保证，否则就是违宪。

记者：那些既想控制人口又面临这些问题的大城市该怎么办?

葛剑雄：可以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来控制人口，比如可以提高生活成本，制造门槛。当然，这个门槛不应该是唯一的而是综合的，比如学历门槛，要根据实际贡献来定，一个发明家可能没有高学历，但也不应该将之拒之门外，还有见义勇为等精神文明方面的贡献也应该加分。此外，对于控制人口，党政部门应该带头，一些领导从外地进京后，全家都跟着进京了，这是否合理?这部分人是否也应该有门槛?应该公平对待。

关键词：司法改革

建议建立宪法委员会

记者：您对《立法法》的修正有何建议?

葛剑雄：全国人大应该效仿国外，建立宪法委员会或宪法法院，我们全国人大有法工委，但还缺少专门的宪法委员会。根据中国的特点，我觉得应该在中共中央下面设立宪法委员会来守护宪法的权威，就像国家安全委员会一样，这个很重要。

记者：您觉得现在宪法的权威有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

葛剑雄：其实对很多新立法是否能通过审核标准应该就是看它是否和宪法相抵触，这应该由宪法委员会来审查和确定。

现在有些法律已经和宪法或者现有法律出现了矛盾，比如房产税、不动产税的征收，这和《物权法》里面的条文并不一致。再比如最近油价降低，燃油税增加了，行政部门是否有权利随便加税?最近国务院下放了很多权利，这些权利国务院本身是否应该拥有?如果不应该拥有那就不是下放而是撤销的问题，下放的话是应该给地方政府还是地方人大?这些问题都有待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完善。

记者：如何进一步完善?

葛剑雄：立法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择法、守法。一部法律不能在讨论的时候很热烈，通过之后就不提了。我们现在有400多部法律，已经基本完善了，所以不要动不动就说要立法，首先应该从现有的法律中找依据。有些问题用不着新立法，对现有法律条文进行适当解释，有了案例以后就可以照做。

记者：如何避免地方立法权扩大可能导致的一些乱象?

葛剑雄：我觉得要注重两点：首先，下位法不能超越上位法，这归根结底还是法制建设。其次，要看地方人大是否真正发扬民主，代表了人民的意愿，一个地方如果出现被诟病的法规，可以审查其合法性，而不能一味否定。

关键词：反腐

公布财产还要有监督机制

记者：现在，社会呼声很高的是官员财产公开，对此，您有何看法?

葛剑雄：中国很大的问题是公私不分，比如一个国企老板有5套别墅，但没有一套在他个人名下，这该不该公开?公布财产如果没有监督机制也不行，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个人主张彻底公布，不仅官员，公众人物也应公布。但是不能强迫私人公布，现在网络人肉人家财产是违法的，除了与公共利益有关的人，其他人不应该侵犯隐私。

记者：自从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反腐成效显著，但也有人抱怨基本福利被剥夺了。

葛剑雄：建议国家制定并公布各类人员福利费的标准和使用范围。比如公务员、事业单位员工、国企央企的员工，都应该有正当的福利费用，这和腐败是两回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他们的福利费还应该逐年增加。

习主席最近强调要使民众有一种获得感，比如以前过年要发一瓶油，现在没有了，这就没有获得感了。应该规定机关工作人员每年的福利费占工资的百分比，或者占总预算的百分比，名正言顺地对这部分支出拨款，同时严格规定这笔钱的使用范围，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可不受干预，这些可以由工会、职代会自己做决定，实现人人平等。明白公布了，也就没有腐败了。